与大青山万古长青

□张炳嘉

今年8月24日是乡贤李继侗先生诞辰120周年。

李继侗（1897-1961），字希哲,江苏兴化人，我国现代著名植物学家和教育家，我国植物生理学、植物生态学与植物群落学的主要奠基人，也是享有盛誉的林学家。

李继侗先生立足于科研和教学岗位36年，一生没有离开过讲台。在生物科学领域里，他勤奋严谨，刻苦钻研，勇于开拓，取得了显著成就，并为我国培养了一批一流的生物科学工作者（如植物生理学家殷宏章院士、植物学家吴征镒院士、娄成后院士、植物生态学家李博院士，等等）。他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善教善导、甘于奉献，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的建设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我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也是家乡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1910年，李继侗从兴化文正高等小学堂毕业，考入北京顺天府中学，同学有汤用彤、梁焕鼎(梁漱溟)、张申府、郑天挺等。李继侗与郑天挺同班。

1916年，李继侗19岁，考取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由于交不起学费，两年后转学到不收学费和食宿费且有奖学金资助的南京金陵大学学习林业科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李继侗积极参加南京学生联合会工作，被推举为书记，赴上海参加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的演讲。192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的公费留美，进入美国耶鲁大学林学研究院，师从著名林学家托米教授，1923年获硕士学位。1925年，他成为我国第一个取得林学博士学位的人（当时美国平均每年仅授予一位林学方面的博士学位）。他的学位论文最初发表于《耶鲁大学林学研究院通报》，后作为专著出版，是世界林学研究领域一项重要成果，至今还被林学界引用着。

这一年，他谢绝导师的热情挽留，毅然回国，任金陵大学教授。因不满美籍工作人员的颐指气使，第二年受聘于南开大学，任生物系教授、系主任，执教生物系的全部课程。

1929年，他接受清华大学聘请，任理学院生物系教授，不久又任系主任。从这以后，李继侗先生在清华辛勤工作了23年。

在清华，他对生物系首开植物生态学课程，对我国全境的植物群落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写出了论文《植物气候组合论》。这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植被区划研究的最早尝试，在我国植物生态学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继任者、他的学生吴征镒最终完成全国植被区划，2007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李继侗每年都利用暑假和其他课余时间到野外考察。他带领学生考察山地、草原和河谷的植物生态，与同学同吃、同住、同行，自背行李和标本，遇有险阻常率先而上。行走在野外，非常危险，有时还遇到土匪洗劫。有一次，困居山间一个多月才脱险。

李继侗积极推动清华成立农业研究所。抗战胜利后，清华返京复校，在原有基础上成立了农学院。全国解放后，在这基础上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李继侗是北京农业大学的早期创建者。

1936年10月，李继侗与朱自清等北平66位著名教授（钱玄同、顾颉刚、冯友兰、杨武之、金岳霖、雷洁琼等）一起联名发表宣言，反对日寇与汉奸搞冀东华北自治，声援学生运动，要求政府“立即集中全国力量”对日抗战。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北大、南开大学搬迁到湖南长沙。三校合并，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第二年，日寇进攻长沙，敌机频繁轰炸。学校只得再次搬迁，转移到云南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由于交通困难，学校决定：部分教师和女同学以及体弱的男生乘车绕道经越南，再转道昆明；其余师生步行。

李继侗和闻一多共11名教师率领284名男生组成一支步行的队伍。

他抱着为国献身的决心，出发之前，写信给兴化家中，说：“抗战连连失利，国家存亡未卜，倘若国破，则以身殉。”

当时，李继侗腿部有炎症，行走困难，总是先由两位青年教师扶持走一段路，然后才能勉强自行走动。就这样，他和师生跋山涉水，栉风沐雨，走过一处处荒山野岭，历时68天，行程3342里，从湖南经广西、贵州到云南，终于抵达昆明。

在西南联大，李继侗任生物系主任，除了忙于教学、科研，还担任西南联大先修班主任，兼了14项服务性工作，不另取分文。他不畏艰辛，一心奉献，点点滴滴，感人至深。

在北京，教授工资有350元。到了昆明，通货膨胀，350元只相当于过去8.3元，生活异常清苦。就这样，李继侗还抠出自己的工资接济困难的学生。他儿子李德宁千里迢迢从家乡赶到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他却教儿子去医院轮值，服侍病中的吴韫珍教授，历时两个月。他自己几乎每天到医院去看望吴蕴珍，亲自送汤送药。吴先生病逝，李继侗伏尸大哭，亲自料理其后事，对吴先生子女的学习和工作多加照顾。李继侗待人以诚，对其他老师、对同学都是这样：尽其所能，关怀备至。

抗战胜利了。1946年7月，李继侗与学生一起坐卡车，乘轮船返回北京。途径上海，他奉命留下来，接待北上的师生并负责招生工作。突然听到李公朴和闻一多被害的消息，他不顾个人安危，主持了公祭大会，愤怒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呼吁继承先烈遗志，为实现和平、民主而奋斗。

李继侗与朱自清关系非同一般。在昆明，有一段日子，他和朱自清等人合住一个房间，非常融洽。回到北京，二人来往密切，对国事取同一立场，在朱自清日记中多有记载。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不幸病故，李继侗和其他几位教师操办丧事，主持了遗体火化仪式。

同年8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我地下党和进步学生进行大搜捕，李继侗不避风险，巧妙地将敌人的意图告知学生，想方设法掩护他们，帮他们安全转移。他与清华师生坚决抵制国民党政府企图将清华大学迁往南方，拒绝国民党政府资助著名教授逃离北平，与清华师生一起迎来了北平的解放。

1949年7月，李继侗参加了在北平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受到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清华生物系划归北京大学，李继侗改任植物教研室主任。他除了做好本专业教学与科研领导工作，还兼任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负责培养本专业研究生，此外还担任中科院编译出版委员、《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丛刊》主编，等等。

这期间，中央林业部请他率队考察南方橡胶宜林地，帮助解决国家急需的橡胶资源。时当盛夏，森林里山蚂蝗肆虐，血流盈靴而不知觉的事时有发生；他和队员夜宿地铺，备受蚊蚤叮咬。各分队相距几十里，他每天奔走其间，毫不计较艰难困苦。

他受命多次考察地方水土保持和植被情况，黑龙江、内蒙古草原、黄河中、上游地区，多处地方留下了他的足迹，所去之处都是人迹罕至的山林草原。跋涉于穷山恶水，其野外生活之艰辛是一般人难以忍受的，他对此不以为意。

1955年6月1日—10日，李继侗参加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委员（院士），当选为常委。

1957年，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和科学事业，中央决定：首先在呼和浩特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内蒙古大学。

李继侗带头响应党的号召，不顾年高与病患，毅然奔赴内蒙；应周恩来总理之请，出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校长是自治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乌兰夫兼任），担任内蒙古自治区科委副主任、自治区科协主席，并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1961年寒冬，李继侗因肺部感染，病势加剧，不幸于12月12日以身殉职，享年64岁。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内蒙古日报》于12月14日都刊发了讣告。

中央组成了李维汉、乌兰夫、竺可桢、许德珩、周培源、张苏、童第周、周建人、杨植霖等24人的治丧委员会，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同志主祭并致悼词，按其遗愿，将其遗体安葬于大青山下。

李继侗是为筹建内蒙古大学日夜操劳病倒的(脑血栓)，按理他可以留在北京养病，何况已年届花甲，但他毅然抱病赴任，把家搬到内蒙，将自己的图书全部捐赠给学校，其中有不少国外出版的经典著作。

不但如此，他还动员他的妹妹，并要求大学毕业的女儿也到内蒙工作。

他妹妹李惠英是南开大学数学系高材生，被清华大学数学系聘为助教，抗战期间，在上海、江苏、安徽等地教中学。调到内蒙后，内蒙古大学数学系聘请她，她认为自己教中学更合适，恳切辞谢。她到了内蒙古师范学院附中，工作出色，当选为自治区人大代表。她终身未嫁，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后来不幸得了癌症，动了大手术，手术后坚持在内蒙工作，1971年病逝，也安葬在大青山下。

《人民日报》曾发表长篇通讯：《今日昭君》，高度赞扬了李继侗等人献身边疆的革命精神。

李继侗和李惠英——兄妹二人与大青山万古长青，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鼓舞着我们继往开来、追梦不息，谱写人生绚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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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李继侗文集》，纪念他的功绩。

201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生物学卷中，记录了李继侗在20世纪为发展植物学所做的开拓性工作。

2007年，为纪念李继侗先生诞辰110周年，内蒙古自治区和内蒙古大学在校园内设立了李继侗院士塑像，自治区党政领导和学校校长亲自为李继侗塑像揭幕。李继侗的儿子、国家核辐射研究院院长、科学院士李德平先生到会讲了话。此外，校园内立了塑像的还有已故科学院士李博(1929—1998)。他是李继侗的研究生、助教，是关门弟子，他随李继侗从北大来支援内蒙，90年代初被表彰为内蒙古特等劳动模范。

据李继侗子女、师友及其学生回忆：

李继侗生活及其俭朴，在西南联大，自己的衣服、鞋袜全是破的，打了补丁。到了北京，几件家具是买的地摊上的，床是用日式旧餐桌改的，上面有锅盖大的洞。他把省下的工资资助他人并用于购买图书资料，把个人图书资料放在系办公室供老师取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发给科学院士津贴每月100元(当时大学毕业生月工资50多元)，他都是交给助手李博，让他购买图书交学校资料室公用。他写私人信件，决不用公家的信纸信封；蘸水笔尖用秃了，磨磨尖再用，直到不能再用了，才换一个新笔尖。

他带领生物系学生出外考察，所去的地方绝大多数是荒山野岭，他事事吃苦在先；在外住宿，让学生睡在里面，他睡在门口或帐篷边上；晚年患了尿血症，仍坚持作野外调查。他告诫学生：“搞生态学要到自然中去，应多走多看，没有吃苦精神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

他善于因陋就简，用土法解决许多教学与科研问题，发表多篇论文，具有世界领先水平，一些观点至今还在被人引用。

20世纪30年代他就提出要保护生态平衡，发出警告：“山地开荒，平川遭殃！”1958年，对于搞“大跃进”，用毁坏森林草原为代价来扩大耕地种庄稼，他不怕被打成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险，呼吁要保护植被，维护好山林、草原。

他讲课思路清晰，重点突出，非常生动。对学生做实验，写实验报告，乃至考试，要求极严格。他常说：“自己当科学家，未必就伟大，但如果能培养出一大批科学家来倒是很伟大的。”他培养的学生，有4人成为科学院士，另有多名一流植物学家，这在生物学界是绝无仅有的。

李继侗与夫人徐淑英共育两子、两女，子女秉承优良家风，均学有专长，事业有成，为国家作出特殊贡献。长子李德宁，毕业于北京大学，系图书馆学专家；次子李德平，毕业于清华大学，系核辐射防护专家，科学院士；长女李德清，毕业于燕京大学，系地质情报专家；次女李德津，毕业于北京大学(提前毕业，留校工作)，系对外汉语教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