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力量

□潘  健

今天，向女儿推荐茅海建教授的巨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读这本书，你会走进这段历史，触摸到历史深处的肌理，感受到真实细节的力量——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也会让你明白：对待过去，一味捶胸顿足是远远不够的。

茅教授先为卖国贼琦善平反——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严重的时候，人们总要为“失败”找几个“替死鬼”。“忠奸理论和奸臣模式”，并非是鸦片战争史独有的现象，而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常用方法，正是它具有掩护君主，掩护道统的特殊功能，因而屡屡被官僚士子们用来解释那些他们不能解释或不愿解释的历史现象。

换句话说，不在制度根本上作分析，找一两个来背历史的“黑锅”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是大家愿意看到的事，“失败”并非我天朝的无能，君王昏庸，而是因为有“民族败类”，所以，一些人就这样永远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立场要坚定，要誓死抗争，要进行正面宣传，“妥协——投降——卖国”这一模式，琦善如是，怕是李鸿章也逃不过。

我小时候看电视，总要分析“好人”和“坏人”，这也与中国文化的传统有关。“善善”“恶恶”，是孔子作《春秋》，为警世计，以周礼为标准，立下此原则。

二元思维，非善即恶，非黑即白，是非常可怕的。

书中还为我们真实还原了另一个林则徐。他一介书生，其眼光受其文化传统、思维方式所限定，无法对当时的形势作出判断与估算。如果将主要责任归于林一人，有失公允。

但他有错，且错误不可避免。

今人视林则徐为民族英雄，是有其内在原因，或许当局需要树立一个道德标杆振奋人心。林本身可圈可点亦很多，就此事而言，他的盲目自信，不能正确分析局势，算是犯下了一个大错。蒋廷黻先生也指出他的局限；注重个人名誉，不肯公开提出改革。

茅教授还分析伊里布其人其事，从大的层面来考虑，跳出时代的制约，尤为公允、透彻。

伊里布从一开始的“主战”到最后的“主和”，不抵抗是因为他“识时务”，明知道这是一场不可能胜的战争，千方百计地将责任转嫁给他人，甚至针对道光帝一人进行精心的“欺骗”，无非是为了保全其个人，没有将国家、民族的命运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不符合儒家道义。

聪明反被聪明误，终致龙颜大怒。

这是个人命运的跌宕，更是时代的局限。

茅教授分析：“一是对侵略者应不应抵抗，二是若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是否仍应抵抗。前者是道德层面的，结论是肯定的，没有疑义。后者是政治层面，结论不能从前者引申而来。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区别正在于此。”

伊里布为什么不敢说实话？一开始足够的诚实，为何越来越言不由衷。“在当时的官场中，捏谎粉饰盛行成风。过去的人们往往从忠君观念出发，批判臣子们的‘欺君’行为。但是，若冷静地想一想，那种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和君主作风，又何曾不是在客观上催化、助长这种风气？”

茅教授批判有力度，有深度。

“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的层面，事情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之中所适合的各种信息，教训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

坐在金銮殿上的主子也可怜，极权之下永远得不到真实的信息。

看清军节节败退，不得不由“剿”到“抚”，掩卷叹息。读史如照镜，天朝的崩溃，也在情理之中。

没有开放的胸襟，没有过硬的技术，没有倾听民心的意愿，夜郎自大，固步自封，靠一两个大臣根本是无济于事的。封闭的王朝不会明白，道光帝也不会明白。

那么，我们学历史的目的是什么？

著名历史学者余英时说，读历史的最大好处是使我们懂得人性。我想，当我们真正地穿越这一历史事件，弄清事件前后的因果关联，批判性思考时代的局限对个人选择的影响，就能更好地理解我们本身，更能理性、健康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中来。

茅教授在本书绪论中指出：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

历史学本应当提供这种力量，而不单单是记住“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