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传承　乡土情深

□刘人庆

兴化学者的施耐庵研究历时已逾百年，其基本观点是：白驹场施耐庵为《水浒传》作者；在文物史料征集、生平史迹研究、籍贯争论等方面，力持施耐庵为兴化人。

一、文物史料的征集整理：

为施耐庵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兴化学者的施耐庵研究肇始于民国初期李详编纂《兴化县续志》，1919年李详委托邑人刘仲书往刘庄、白驹采访古迹人物，发现了施耐庵史料及传说，并对施氏宗祠及施耐庵牌位、施耐庵墓、数种抄本的施氏族谱等逐一进行了核校。有关材料呈报李详后，李详认为：“施耐庵以著《水浒传》获罪，也以著《水浒传》得名，其生平事迹不独前志所不能载，即其子孙亦讳言其事。今民国成立，无所顾忌，可以补遗。”施耐庵生平史迹等遂得以载入《兴化县续志》，计有：1.“施隐士墓”：卷一《舆地志》之七第十二页《宅墓补遗》，注称：“在县境东合塔围内施家桥，葬元隐士施耐庵。淮安王道生撰志。”2.《施耐庵传》：卷十三之六第九页《文苑补遗》。3.“《水浒》，施耐庵著”：卷十四之二第四页《艺文志·书目·小说家类》。4.《施耐庵墓志》：卷十四之三第二十一页《艺文志·古文补遗》。而未入方志的有施耐庵与顾逖的赠答诗、兴化关于施耐庵的轶闻和传说等大量原始资料。以上材料成为今人研究《水浒传》及施耐庵生平的宝贵资料。1928年胡瑞亭在上海《新闻报·快活林》发表《施耐庵世籍考》，并附袁吉人《耐庵小史》、王道生《施耐庵墓志》。1947年喻蘅在《申报·自由谈》副刊发表《施耐庵事迹之新商榷》。兴化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蔡公杰建坊修墓，并撰写碑文。新中国成立后，为配合文化部施耐庵生平调查团的工作，刘仲书、徐彪如撰《施耐庵历史的研究》，汇编施耐庵史料。1962年赵振宜等再次调查，发现施让墓，写成了《清理施让残墓文物及继续调查施耐庵史料报告》。此后，研究工作一度沉寂。

1978年秋在兴化县新垛公社施家大队出土了《处士施公延佐墓志铭》砖，1979年8月盐城地委、大丰县委、兴化县委宣传部曹晋杰、吴春霖、刘嘉谷等在施家大队施庆满家首次见到这块已经磨损的墓志铭，并抄录了墓志铭上可见的文字。1982年1月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负责人刘冬获讯后至施家大队考证墓志铭，并由同行的《光明日报》记者赤布，于2月10日作了报道，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该铭砖是兴化征集施耐庵文物史料的重大成果。

1982年4月，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邀请国内16位《水浒》研究专家，在兴化等地举行了“施耐庵文物史料参观考察座谈会”，推动了兴化学者的施耐庵研究。

二、从有无之争到属地之争：

争论中研究成果不断深入

兴化学者的施耐庵研究成果是在论争中不断涌现，体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

赵振宜老树新花，八十年代继续开展施耐庵研究，利用现有的施耐庵文物史料进一步论证白驹场施耐庵确有其人。他与张丙钊、施恂清一起发表了《〈施氏族谱〉考略》（收江苏社科院文学所编《施耐庵研究》），通过陈广德《施氏族谱序》，分析了《族谱》与《长门谱》之间的联系，认为两谱具有一致性和可信性，为白驹场施耐庵的真实可信提供了重要佐证，同时认为胡瑞亭所见《族氏家谱》另有抄本。对《施氏族谱》的疑点，分析认为与后人传抄过程中不断窜入材料有关，而陈广德序则非常严谨。赵振宜、任祖镛的《〈水浒传〉与兴化的史料传说》（《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1期），引《兴化县志·外纪》（梁志卷十）所载元代兴化县令詹士龙重修范公堤挖到“逢詹再修”，认为给施耐庵写《水浒》以启示；引《兴化县志·军志》（卷五）及《通鉴纲目》《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所载梁山泊渔民张荣等于绍兴元年（1131）三月在兴化缩头湖大败金兵的史料，认为是《水浒》十五至二十回阮氏三雄抗拒官兵的生活原型，作战战术相似；兴化缩头湖东段名“水浒港”，这一带的“水浒气”与梁山泊河港纵横的地貌十分相似。

扬州大学黄俶成系兴化人氏，毕生探索《水浒传》作者问题，他将施学研究与地方文史结合，颇有所成。其《〈施耐庵墓志〉考索》（《扬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4期）针对何心、戴不凡、刘世德等指王道生《墓志》为伪作，并否定施耐庵作《水浒》的论述，黄俶成通过阐明《墓志》的来龙去脉，认定《墓志》的可信性，历史上确有施耐庵其人。其《施耐庵籍贯考辨》（《扬州师院学报》1992年第1期）将出土文物与文献资料综合进行考察,认为《水浒》作者施耐庵之籍贯为元末明初扬州兴化；对山东说、山西说、浙江说和江苏其他地区等诸种说法进行了辨析。

张丙钊对兴化方言素有研究，其《从〈水浒传〉中的语言看作者的籍贯问题》（《明清小说研究》1985年第2期），认为《水浒传》的语言既不是以“地道”的北方话所写成,其中的南方话也不局限于杭州一地的方言俗语，其语言是“南腔北调”；他通过70个方言实例，说明《水浒》中有大量的吴方言和下江官话，这一方面体现在成书过程中，各地说话艺人的方言或多或少保存了下来；另一方面也是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其中包括家乡的方言俗语；兴化地处吴语区边缘，明初又有大量苏州人迁入，这一带口语中有许多接近吴语的地方；结合苏北兴化一带发现的有关史料，施耐庵曾流寓苏、杭，《水浒传》语言提供的内证与史料的内容基本上是吻合的；其研究结果对论证钱塘施耐庵就是白驹场施耐庵具有重要意义。

任祖镛于2008年发表《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兴化情结》（《水浒争鸣》第十辑），从《水浒传》内部找出兴化施耐庵的7条内证：《水浒》得名于兴化得胜湖“水浒港”，“阮氏三雄”在石碣村打败官军的战术与张荣在兴化打金兵的战术十分相似，《水浒传》中的第一个好官是曾在兴化任职的范仲淹，“遇洪而开”的原型是“逢詹再修”，被林冲所杀的陆谦、富安与兴化人名、地名完全相同，“没羽箭”张清的原型是兴化义军石手军，林冲烧掉的草料场原型在兴化合陈镇。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汪金吾发表《〈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浓郁的兴化情结”难以成立》（《名作欣赏》2011年第6期）对任文7条证据一一提出商榷。任祖镛又发表《再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兴化情结——与汪吾金先生商榷》（《菏泽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仍以上述7条标目，进一步深入证论施耐庵的兴化情结确实存在。任祖镛另有《施耐庵故里兴化白驹场施家桥新考》（《菏泽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水浒传〉作者兴化施耐庵新证》（《东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对〈浙江文学史〉中施耐庵籍贯表述的质疑——与王嘉良等先生商榷》（《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3篇文章，考证白驹场与白驹镇的区别，可谓一家之言。

陈麟德在施耐庵有无之争与属地之争中皆有卓见，针对蔡美彪《白驹施氏文献与施耐庵传说辨析》中指称陈广德《施氏族谱序》是与施耐庵后裔施峻峰合伙作伪，陈麟德写成《耐庵千古事，多在拾遗中》（《菏泽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认为明清之际，文字狱肆虐，这是施耐庵史料不见正史却深得野史、笔记青睐的奥秘所在；施耐庵史料不见正史却见于方志则是小说文体地位的变化使然；李详主纂的《民国续修兴化县志》所载施耐庵史料是比较可靠的，其先祖陈广德与施峻峰父子不可能联合作伪，民间传说是进一步论证施耐庵史料的一把钥匙。其力作《陈广德与〈施氏施谱序〉》（《耐庵学刊》第19辑，2008年），介绍谱序撰写者陈广德为其嫡祖，陈门五进士之一，生平孤介寡交，方正不阿；阐述在当时所处政治背景下，谱序中的“耐庵之精于文”，为其著《水浒传》的空谷传音。关于施耐庵的籍贯，陈麟德曾与刘世德、马成生、应守岩、浦玉生有过争论。其《让施耐庵归真返璞——就〈水浒〉作者问道于刘世德、马成生、应守岩先生》（《贵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针对刘世德《施氏族谱序》“多夸饰之语”“多传闻之辞”“与《施氏家簿谱》所载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不合，不能视为信史”，马成生《杭州与水浒》的“钱塘论”，应守岩对耐庵兴化籍贯的否定，一一作出辨驳，阐述了《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生平事迹至今不详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呼吁海内外学人让施耐庵研究归真反璞。陈麟德撰有《智者求同愚者求异——致应守岩先生》（《耐庵学刊》第23辑），为大丰仓显鸣不平，认为白驹场施耐庵不容否定。《尊重历史存真求实——对〈草泽英雄传·施耐庵传〉之我见》（《水浒争鸣》16辑），对浦玉生的《施传》抑扬兼之。《不能容忍对施耐庵故里指鹿为马——为浦玉生先生指瑕》（《大众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翻手为云覆手雨——从“白驹场”看浦玉生先生的古为今用》（《耐庵学刊》第24辑），从现有资料出发，否定浦玉生对历史上“白驹场”归属的相关观点。在《从白驹场地域的历史归属看施耐庵里籍问题》（《菏泽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与南师大文学院李洵合作），认为正史、志乘、工具书载白驹场隶兴化，白驹场为《水浒》作者施耐庵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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