蚌蜒河的争端

□文/曹生文

明代初期，兴化和泰州之间是以蚌蜒河作为分界线，河南的土地属于泰州，河北的土地属于兴化。不过到了明代中后期，一些泰州豪民却对蚌蜒河为界一事提出异议，认为泰州、兴化两州县应以梓辛河分界，由此引发泰州与兴化之间的土地争端。明代《嘉靖兴化县志》说：

按郡志，兴化南至蚌沿河三十五里，泰州北至陵亭镇八十里，河镇相接，非异地也。其河东至盐运河百二十里，非小港也。今泰州富民，伪指梓新河为界，不知梓新河乃兴化腹里之河，非邦界也。

蚌蜒河，又名蚌沿河，是沟通串场河与淮扬运河的一条东西向河流。蚌蜒河在兴化陵亭镇附近与卤汀河交汇、与盐邵河相接，水上运输非常便捷。唐宋以来，蚌蜒河一直是淮盐外运的重要水道，淮南盐场所产海盐，自串场河运出之后，于何垛场附近入蚌蜒河，西行约90里后抵达兴化陵亭镇。在陵亭镇验关后，盐船继续向西，由盐邵河往邵伯镇，水路约100里，而后入淮扬运河。在蚌蜒河、卤汀河、盐邵河三水汇合处的附近，有一块水上高垛，高垛形如瓠瓜，因此得名“瓠子角”。瓠子角扼水运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梓辛河，又名梓新河，发源于兴化城东龙舌津，一路蜿蜒东流，自西北流向东南，斜穿过兴化腹地，最终汇入串场河。与蚌蜒河相比，梓辛河不过是一条普通的兴化内河，《嘉靖兴化县志》说：

梓新河，县东南十五里。自塘港西入得胜湖，河形自西北入东南。邻境伪指为界河。未有偏斜半截，可以界南北者。

明代中后期，关于蚌蜒河分界一事，泰州、兴化之间一直争议不断。而这场争议的起因，则是明永乐年间里下河著名的“孙关保案”。

孙关保，原本是如皋县一名无业游民，明初时兴化社会尚未稳定，孙关保趁机潜入兴化境内抢占田亩，并且以户籍不属兴化为由，拒绝缴纳粮赋。期间与兴化富民吴淑广发生争执，双方对簿公堂。孙关保败诉之后，怀恨报复，悍然诬告兴化县瞒报田亩数额。户部闻报之后，派主事相某现场踏勘。孙关保多方钻营，买通关节，最终相某将兴化境内七湖、五溪、六十四荡、五十二河津浦港，以及盐场、滩涂等，全部统计成粮田，由此坐实了兴化“欺隐田粮”。

“孙关保案”引发严重后果，造成兴化粮税、徭役大幅增加。根据户部主事的勘察结果，明成祖朱棣颁旨，将兴化粮税由30000余石增至52700余石，马草由50000余包增至90000余包，此外还有水马站粮16100余石，至此，兴化粮税总额共计68800余石，而同期兴化总人口不过65200余人。明代中后期，扬州府十州县每田1顷征粮5至6斗，兴化却征粮2石2斗，足足是附近州县的4倍之多。并且按照明代赋税制度，徭役与粮税捆绑，“税粮以田而科，徭役因粮而起”，粮税增多，其他徭役如加派、坐派、均徭、里甲、驿站夫马等项也随之增加。其中仅加派一项，兴化即是邻近州县的六七倍甚至十倍之多。《嘉靖兴化县志》说：

前项加派银两，各州县多者千两，少者数百两，本县该银五千九十余两，百姓嗷嗷，闻风逃窜。

由于粮税、徭役过于繁重，难以承受，迫使民众纷纷选择逃亡他乡。此外明成祖朱棣又追加了一道旨意，将蚌蜒河一带所谓“欺隐田粮”的800余户兴化民众，强行迁徙至河北良乡、涿州一带，以示对兴化民众的惩戒，兴化人口因此大幅减少。尤其是在蚌蜒河一带，人口大量外迁之后，许多田亩抛荒闲置，成为无主之地。

明成祖对兴化的以上两点惩罚，县志称“永乐加征”。不过如果对史料仔细加以考察，就会发现“永乐加征”还存在两处疑点：

一是时间。据《嘉靖兴化县志》和《万历兴化县新志》记载，“永乐加征”是在明永乐十七年（1419），与“孙关保案”大致发生在同一年。按此推算，此时孙关保至少已年过七十，应该没有足够的精力再掀起如此巨澜，因此有学者指出，“永乐加征”实际上是一起明显的误记，时间并非在永乐十七年（1419），而是在明洪武十七年（1384）。对比不同版本的《万历兴化县新志》，就会发现一些很明显的篡改痕迹，即将“洪武年”修改为“永乐年”。至于这一举动的具体动机，如今已不得而知。

二是起因。所谓“永乐加征”，并不仅仅是由“孙关保案”引发，蚌蜒河附近的800余户兴化民众，也不是一次性迁出。《万历兴化县新志》说：“圣祖震怒，迁徙三百户矣；以蔡元等盐徒事发，而复徙五百户矣。”这是说在明朝初年兴化有过两次向外的政治移民，一次是在“孙关保案”之后，往河北良乡一带迁出300户，这是出于朱元璋的诏令。另一次是在“蔡元等盐徒事发”之后，此次事件涉案者众多，为首者有两人，一是蔡元，一是阮卬，其中蔡元经由蚌蜒河盗卖官盐，犯下“干犯盐禁罪”，阮卬作为蚌蜒河附近的民户，窝藏包庇蔡元等人，犯下“窝逃罪”。受此案的牵连，蚌蜒河一带又有500余户民众被强行迁往河北涿州、良乡。

蚌蜒河不仅是淮盐外运的主要水道，同时也是泰州、兴化两州县的分界线，沿河一线港汊纵横，芦苇丛生，出于地理与政治的因素，此处私盐猖獗也就不足为奇。明王朝在严惩私贩的同时，又针对蚌蜒河港汊众多的地形特点，采用了海禁时所惯用的手段，即在一些河流湖荡的入口打下一排排木桩，切断船只往来，严防盐船不按规定水道行驶，以此堵住私盐的出口。至今在蚌蜒河附近水域仍发现有这些木桩的遗存，木桩隐藏在水面以下，当地人附会成“薛仁贵东征”的传说，称之为“薛仁贵的旗杆”。此外在兴化得胜湖水域也有此类木桩的遗迹，其作用与蚌蜒河上的木桩大致相同。

明初兴化总人口约9000户，而蚌蜒河一带的两次强制移民，共迁出人口800多户，约占兴化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由于蚌蜒河一带人口凋残，许多田地无人耕种，于是泰州豪民趁机越过蚌蜒河，进入兴化境内抢夺土地，侵占花胜等43座村庄熟田共计40余万亩。泰州豪民进而得寸进尺，对蚌蜒河为界提出异议，认为泰州、兴化两州县应以梓辛河分界，由此引发泰州、兴化之间的土地争端。这一争端开始于明代成化年间，一直延续到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前后长达100多年之久。在此期间先后有三位兴化知县不顾自己的政治前途，越级上书，为民请命，直接将这桩公案上呈至皇帝面前。

明嘉靖十七年（1538），兴化知县傅珮上书朝廷，这份奏折名为“附均田赋略及府县条陈事宜”。奏折中详细罗列了兴化田亩损失的现状，可谓触目惊心。一是兴化南部，泰州豪民除抢占蚌蜒河40万亩熟田之外，另越界侵占潘杨两汊南北阔10余里，东西长80余里的广阔土地；二是兴化东部，海边灶民跳越运盐河界，侵占田地5万余亩；三是兴化北部，盐城县民郝恩等侵占土地2万余亩。傅珮说：

历年既久，民困倒悬，逃窜者将有二千余户，杖杀者不止数百余人，是以东乡二十余里绝无人烟，田地万顷竟成草莽。

这封奏折引发朝野震动，嘉靖皇帝委派巡按御史洪垣前往兴化，实地查勘。洪垣会同府、州、县以及盐司官员，亲临蚌蜒河、沙沟等地勘察，在此过程中给予兴化方面很多支持。其一，将一些不法豪民逮捕下狱；其二，驳回泰州方面以梓辛河为界的主张；其三，清点被侵占田亩，归还兴化。

继傅珮之后，明隆庆五年（1571），兴化知县李戴逾越权限，直接上书皇帝，这封奏折名为“乞恩减免极重税粮疏”。从奏折里可以看出兴化粮税之重，兴化一县缴纳的米粮，竟然比附近四州县的总和还多出了1万石：

泰兴、江都、如皋、高邮四处，共腴田十万九千余顷，而起运米仅足二万二千二百三十七石；兴化一县，起运米反三万二千八百石，比之四县，尚多一万。

李戴在奏折中还提到明代中后期的另一件恶政——马政。明宣德年间，安徽宣城所养马匹经常受老虎袭击，因此将马匹转移到淮东里下河，名为“寄养”，兴化分摊种马、马驹共计540匹。里下河气候潮湿，夏天时孳生大量水蛭虫蝇，并不适宜养马，老百姓为此叫苦不迭。并且马政一项，兴化也遭受不公平对待，明代规定，高邮、如皋等地，每领养种马一匹，免缴300亩粮税；领养马驹一匹，免缴200亩粮税；唯独兴化没有此项减免。明嘉靖年间马政松动，允许以纳银抵充养马，各州县免养一匹马，需缴纳纹银10两，而兴化却是20两。李戴直接指出朝廷此举有失公允：

兴化受寄养之苦，而免征独未派，此所以民日益穷，里日益减，而不可支也……各州县马变价止议十两一匹，又查如皋县变马于本县同一体，又在同议，亦止十两。臣思各州县之马与本县无异，而价独倍之，恐非国家一视同仁之意。

李戴越级上奏之后，朝廷同意，由扬州府以仓米抵补兴化所欠漕粮。不过兴化粮税、马政这两项恶政并未根除，由此引发了明万历年间兴化知县欧阳东凤的又一次越级上书。此次上书影响深远，欧阳东凤为救黎民于水火而越级直言，此种无私无畏的精神最终感动了明神宗。明神宗下旨，减免兴化以往所欠赋税，改粮税2万石为银1万两。自此兴化因逃税而走散四方的乡民得以重返故里，兴化因此重获新生。而欧阳东凤却因为越级上书遭受处分，被罚俸一年，不过不久之后，欧阳东凤就被擢升为刑部郎中，由七品升为五品。

傅珮、李戴、欧阳东凤，这三位兴化知县勤勉为民、勇于担当，政绩卓著，为此赢得了无数士民百姓的衷心爱戴，兴化人民先后修建傅公祠、李公祠、欧刘祠，以示对他们的褒奖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