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后期兴化的圩堤

□文/ 曹生文

清乾隆七年（1742）夏秋，里下河发生特大水灾。《嘉庆高邮州志》记载：“（乾隆）七年六月廿七八九，大雨三日，上游水发，湖河水暴涨丈余，七月十五日开五坝，堵南北水关，上下两河田庐尽没，百姓皆就河堤、城关以居。诏发帑银五十万，普赈饥民，自八月迄于次年闰四月，民赖以安。”《道光泰州志》载：“七年夏秋淫雨，漕堤决，漂溺人民庐舍。”《咸丰重修兴化县志》记载：“七年堤决，大水一昼夜直抵捍海堰，城市水深数尺，漂没人民庐舍无算。”《光绪盐城县志》载：“七年夏五月连雨，七月河决古沟，开高邮、邵伯各闸坝，水大至，台邑尽淹。”

这场殃及高邮、泰州、兴化、盐城的特大水灾引起了最高执政者乾隆皇帝的关注。不仅是因为朝廷为此拨付了赈灾帑银50万两，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水灾和“归海坝”的开启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正是由于开启了运河东堤上的南关坝、中坝、车逻坝和昭关坝，上游洪泽湖、高宝湖的洪水建瓴而下，泄入里下河，高邮、泰州、兴化、盐城等地的灾情才会如此严重。

当年十二月，河道总督白钟山上奏朝廷：“南关、车逻大坝拟请尽改为滚水石坝……坝下通海各口因势利导，并督率百姓修筑圩围。”这封奏折包含有两点内容：一是“归海五坝”正在建设当中；二是官方开始在里下河修筑圩堤、兴修圩田。

河道总督上呈这样的一封奏折，很难说有没有迎合圣意的动机。就在不久之前，乾隆皇帝还在重申他的祖父康熙皇帝的治淮方略，即“导淮入江”，并且指出：“从兴、盐等县入海，路既辽远，沿海地面昂于内地，所有通海河港多被沙淤，即使疏浚极深，亦恐潮水内灌。”

然而这只是在公开场合的一种姿态而已，事实上乾隆皇帝的治淮方略正在酝酿、形成之中。很显然，河督白钟山已经非常精准地评估了形势，要避免乾隆皇帝的治淮方略给里下河造成严重的水患，最好的办法就是“督率百姓修筑圩围”。通过修建大面积的圩田，在里下河形成一道道牢固的防洪屏障，洪水下泄时不至于淹没村庄、农田，从而为乾隆皇帝的治淮方略增添更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正是因为白钟山的奏折呼应了乾隆皇帝的设想，因此很快就得到批准，并颁布了具体的修圩章程。《乾隆淮安府志》记载：“乾隆八年，列宪奏准兴举下河水利，复请淮扬等邑修筑圩岸，颁有条规。”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官都具备与河督一样的政治自觉。清乾隆七年之后，真正在辖区内“率百姓修筑圩围”只有盐城知县黄垣。据《乾隆淮安府志》记载，清乾隆八年至乾隆十年，盐城县一共修筑河圩1200里，里圩120里，荡圩151里。

在清乾隆二十年之前，高邮、泰州、兴化几乎都按兵不动，并没有积极响应朝廷号召。原因有三：

其一，容易引发水利争端。兴化县早在明代隆庆六年（1572）即循南塘旧址修筑有一道长堤，后又于万历十一年（1583）再次重修，由兴化接高邮，长120里，兴化人称之为“盘塘”，高邮人称之为“东堤”。此堤的修筑得到了前任内阁首辅李春芳的大力支持，李春芳《东堤成碑记》说：“隆庆壬申，余归田，言于盐院，出运使浚河银若干两，嘱守令尝一修矣。水至随坏。今以癸未正月大修东堤，起高邮，接兴化，为一百二十里，蜿蜒若青龙，巍然隆起若金鳌背。即水涨，安能夺堤而北？”

不过此堤修筑之后，导致泰州泄水受阻，因此就受到泰州方面的强烈反对，《崇祯泰州志》说：“兴泰一体被灾，然兴化自隆庆年间筑有长堤一道，隔住泰州之水，使不得急泄。每岁邵伯湖决，及减闸诸水，泰州屯宿独先，而渲泄独后。故连年泰州受灾，视兴化尤惨。”

李春芳贵为内阁首辅，由他运作而成的修堤工程尚且受到泰州方面的非议，到清代乾隆年间，这种来自邻近州县的阻力更是可想而知。而盐城县地处里下河水系的下游，顾虑较少，因此能够率先修筑圩田。

其二，阻碍行洪。《道光续增高邮州志》说：“今则圩多河窄，无地可容……且荡既成田，田复筑圩……近年有坝开数十日，甚或百余日，而水不泄者，上由圩埝太多，下因盐河淡水之禁。”由于圩堤修筑之后会隔断水流，导致泄洪受阻，因此治水官员通常会消极对待，甚至禁止筑圩。《咸丰重修兴化县志》说：“治水之官，禁民筑圩，恐妨水道。”

兴化县城东南一带，地处车路河上游，而车路河正是洪水下泄的主要水道之一。《嘉庆高邮州志》记载：“南关大坝引河，水由运盐河，至兴化县车路河入海；车逻大坝引河，水由菱丝沟下运盐河，至兴化县车路河入海。”

泰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泰州城北港口镇一带是在昭关坝水的行洪通道上。《泰州旧事摭拾》说：“运河各坝，昭关坝离泰最近，直对城北赵公桥，故坝开而水来最速，嘉庆乙丑大水，开昭关坝，江湖遍地，万井齐空。”

如果在上述地域兴建圩堤就会妨碍行洪，导致上游洪水不能尽快入海，从而酿成更为严重的灾情，因此在上述区域兴修圩堤也就无法取得官方的支持。换言之，在车路河上游得胜湖一带，以及泰州城北港口镇周边，堆筑垛田并且越堆越高，以此来抵御洪涝灾害，就成为当地人民的唯一选择。

其三，湖荡区修筑难度较大。如前所述，兴化县在明代隆庆六年时修复南北两塘，其中北塘地处兴化县北湖荡区，修筑极为不易，《咸丰重修兴化县志》说：“次议修筑西堤，次议修筑南塘，至北塘则湖荡毗连，施工尤不易也。”

泰州城北港口镇一带也具备同样的地理特征。《雍正泰州志》说：“经鱼行北去十八里为港口镇，过此则为港口白矣，此泽茫无涯涘，似百川灌河。”

以上两地湖荡广阔，地形零碎，修筑圩堤非常困难，因此在兴化城北、沙沟湖荡区，以及泰州城北港口镇一带都无法修筑圩堤，为抵御洪水，以上地区同样都保留有数量众多的垛田，泰州人称之为“垎岸”，兴化人称之为“圃岸”。

事实上，兴化县在清乾隆十年（1745）即已试图修复西堤，不过在洪水冲刷之下，圩堤很快倾颓。《咸丰重修兴化县志》说：“国朝乾隆十年，知县李希舜修筑，旋以水患频仍，堤亦圯。”这也说明在湖荡区不仅修圩难，圩堤的维护难度也很大。

随着运河东堤上五座减水坝的最终建成，乾隆皇帝的治淮方略也日渐清晰。清乾隆二十二年四月，乾隆皇帝颁布上谕：“下河高宝诸湖之入江、入海各有分途，小港支渠排比行列，但或淤或浅，水无所归。不特沿海兴、盐七邑被其患，而高宝首当其冲，城垣庐舍亦重为可虑。当使近江者入江，近海者归海，条理井然，深通畅达，不致泛滥，田亩则所全实多。”

上谕颁布之后，里下河各州县掀起一轮修圩高潮，原因有二：

一是水利形势的变化。乾隆皇帝的上谕标志着康熙朝制定的“导淮入江”治淮方略已经转变为“导淮入江、归海”。按照“近江者入江，近海者归海”的原则，每当上游水势过大，淮河入江水道不足以渲泄洪水时，就会开坝泄洪，洪水经里下河之后“归海”，里下河的水利形势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二是朝廷大员的推动。为配合乾隆皇帝的治淮方略，清乾隆二十二年六月，河道总督嵇璜奏请在里下河大兴圩岸，并且建立了一套考核机制，要求地方官每年上报修圩数额：“责成地方官于农隙之时查明田间水道……逐年开挑，挑出之土，即堆成圩岸，以护田畴……每年将所挑各河造报督抚稽考。”

在以上两种因素的推动下，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之后，里下河兴化、泰州等地开始大范围修筑圩堤，兴建圩田。

兴化县在乾隆二十年即已开始修筑安丰东北圩，此后又相继修成中圩、下圩、合塔圩、永兴圩、林潭圩、苏皮圩、新庄圩、丰乐圩、福星圩、三角圩、南洼圩、六灶圩、八东圩、八西圩、双龙圩、合兴圩等，圩堤总长度约1100里。内有近900座村庄，约占兴化县全部村庄数的七成。圩田以及在圩田内部形成的村落，是清代中期之后兴化乡村社会的主体形态。

清代乾隆朝之后，为保障漕运安全，汛期时运河开坝泄洪已经成为一种常态，里下河由此沦为泄洪区。据《淮系年表》统计：乾隆朝自乾隆二十二年之后，共计开坝6次，平均每5年一次；嘉庆朝共计开坝13次，平均每2年一次；道光朝共计开坝15次，平均每2年一次；咸丰朝共计开坝4次，平均每2年半一次……

为应对洪水，高邮、泰州也相继修筑圩堤。在泰州所建圩堤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斜丰港堤。斜丰港堤是指从泰州樊汊镇至兴化县海陵溪河口的一段圩堤，长45里，肇始于清嘉庆十九年，《民国续纂泰州志》记载：“泰州斜丰港长堤，肇于嘉庆十九年，两江总督百龄、河督黎世序与奏办下河水利案内，借帑兴筑，于河道挑起河泥，堆筑成堤。”

此后随着防洪形势的日渐严峻，斜丰港堤多次兴修，道光二十四年，官民合力以摊捐入亩的方式筹集民间资金，再次修筑，由于斜丰港是洪水下泄的主要通道之一，水土流失严重，“旋修旋圯”，因此又于道光二十九年再次兴工修筑，并在咸丰元年由斜丰港堤向南延伸，修筑三阳河堤，向东延伸，修筑东台县蚌蜒河堤。《民国续纂泰州志》说：“东台县接筑蚌蜒河堤九十里一千六百五十丈，束水入海隅……是以咸丰年间，叠次大水，而泰境不受水患也。”

不过《淮系年表》却有不同记载，认为东台县蚌蜒河堤修筑于光绪十三年（1887）：“光绪十三年，江督曾国荃奏调按察使张富年督办下河工程，疏导水利，又自泰县斜丰港堤之东，延筑东台蚌蜒河堤工九十里一千六百五十丈，以御西水。”《民国泰州志稿》也有相同记载：“十三年，陆州牧春江始详定督办下河工程，张廉访檄东台县自蚌蜒河接筑九十里，并由斜堤工程协济之，使泰、东合圩。”

以上无论哪一种说法，都说明蚌蜒河堤的修筑不会早于清代咸丰元年。至于民间声称蚌蜒河堤修建于乾隆年间，名为乾隆圩，这一说法只是一种附会而已。

斜丰港堤修成之后，泰州的水利形势大为好转，然而兴化的水灾灾情却因此愈演愈烈。《民国续修兴化县志》说：“坝水路径由各引河趋南澄子河，归总澄子河。自泰县斜丰港圩堤建筑后，兴化独当其冲。首经棋杆荡，分布梓辛、车路诸河，灌满全境，始穿范堤，迂道入海，每逢启坝，鲜不成灾。”

圩堤虽成，却远非一劳永逸，清同治五年（1866）运堤五坝齐开，洪水冲毁兴化东乡8座大型圩田，白水茫茫，故园何在？数百年以来，挺立在惊涛骇浪之中守护家园的，并不是泥土堆筑的圩堤，而是千千万万里下河人民的身躯。